《读书》新刊 | 杜华：南部在沉睡？
编者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托克维尔曾断言奴隶制绝不能存续于现代的民主自由和文明之中，可谓正确的先见。但在当时的南部精英看来，此话是极其悖谬的。本文不是从奴隶经济制度的活力本身，而从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国际视野和权力观，及其对当时美国外交政策、国内治理的影响，来考察内战前美国奴隶制经济状况和真实的权力结构，力图还原被主流史学遮蔽的一些历史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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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在沉睡？
——内战前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国际视野和权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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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华
（《读书》2019年6期新刊）
一八三五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曾用富有诗意的笔触描写道 :“一个人乘船顺俄亥俄河而下，一直旅行到该河注入密西西比河的河口，简直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航行……在河的左岸，人烟稀少，偶尔可见一群奴隶无精打采地在半垦半荒的土地上游荡，被砍伐的原始森林又长出新树。可以说社会已经入睡，人们懒散，唯独大自然还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相反，从这条河的右岸，则可以听到机器的轰鸣，表明远方有工厂。田里长着茂盛的庄稼，雅致的房舍显示着农场主的爱好和兴趣，到处是一片富庶的景象。”托克维尔认为，这两种景观的差异就是 “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差异”，奴隶制违背了平等精神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则，绝不能持续存在于“现代的民主自由和文明”之中。
约1862年，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种植红薯的奴隶（来源：thenation.com）
托克维尔的这一观察与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看法一致。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奴隶社会注定会灭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也不例外”，因为“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一致认为奴隶社会与历史前进步伐背道而驰，在道德上不能允许奴隶制度存在”，而且“奴隶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十九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开始快速步入现代，与之相随的是现代大众民主政治的兴起、启蒙思想的传播、工业化的展开和自由劳动的胜利，奴隶制这一“反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完全沦入“垂死挣扎”的状态，脱离联邦是奴隶主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所做出的最后一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观点显然已是美国史学界的“定论”。
然而，近十多年来，在跨国史、资本主义史等新史学潮流的冲击下，这一“定论”大有转变为“迷思”之势。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关于奴隶制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沃尔特·约翰逊（WalterJohnson）和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对于奴隶制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考察，无不表明，在内战前数十年中，奴隶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力和弹性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些研究都是从经济制度出发，回应奴隶制是否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经典命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年轻学者马修·卡普（Matthew Karp）在《庞大的南部帝国：奴隶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一书中独辟蹊径，从“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颇具“历史性”的问题：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精英看来，奴隶制是否有未来？如何才能维系其未来？他通过考察南部奴隶主精英对内战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从诸多层面颠覆了我们对奴隶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认知。
“拥奴国家共同体” 对抗“帝国废奴主义”
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之中，南部的奴隶主的形象一直是保守和地方性的。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这一“特殊的体制 ”形成了南部社会独特的制度和文化，局限了奴隶主的视野，使其只关注南部蓄奴州的地方利益，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不甚敏感。但是，在马修·卡普看来，这其实是人们对奴隶主的刻板想象。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很多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们都具有国际视野，对奴隶制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知；他们不是与世隔绝的保守派，而是密切关注国际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变动，努力与时代保持同步。
威廉·艾肯（William Aiken ，1779-1831），南卡罗来纳著名种植园主，南卡罗来纳州运河和铁路公司的创始人（来源：atlantablackstar.com）
奴隶制经济的全球性是南部奴隶主具有国际视野的重要原因。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奴隶制已经充满活力地融入了世界市场，奴隶主阶层的收入主要来自全球市场，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自己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如马·卡普所言：“与缅因州的奶农，密歇根州的木材商，或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相比，来自佐治亚和得克萨斯的棉花种植园主几乎不可避免地拥有国际视野，因为前面那些人的产品都是在美国国境之内被消费的。”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不仅紧盯着全球商品市场，还密切关注国际范围奴隶制政治的演变，尤其注意国际社会在奴隶解放问题上的态度，监视西半球的奴隶制可能遇到的所有威胁。
一八三三年，大西洋世界的霸主英国通过《废奴法案》，废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此举彻底改变了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奴隶制世界观。一八一二年美英战争之后，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们虽然与北部人一样对英国怀有敌意，但总体上还是接受英国的霸主地位。美国西南部“棉花王国”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到一八三〇年，美国的棉花有三分之二出口到英国。而且，西印度群岛、古巴、巴西等地的奴隶种植园所生产的蔗糖和咖啡，也大量销往英国。这表明西半球的奴隶制经济与英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自由和奴役的力量在大西洋世界达成了平衡。但是，英国的废奴举动，意味着自由的力量正在大西洋世界扩展，西半球的奴隶制将面临威胁，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蓄奴国家也必将与主导自由的英国发生冲突。此后二十多年中，这一观念成为美国的南部奴隶制精英观察国际政治的棱镜。
最初，美国的奴隶主精英认为，英国的帝国主义彰显出其废奴举动的伪善。一方面，英国政治家鼓吹废奴是充满人性和自由精神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又发动了对阿富汗的野蛮入侵，并强迫鸦片进入中国市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奴隶主精英“发现”了英国的帝国主义与废奴行为之间的亲缘关系，形成了所谓的“帝国废奴主义”（imperial abolitionism）理念：英国政府之所以要推动废奴，实质上是为了摧毁美国、巴西和古巴等西半球国家的奴隶制经济，使印度殖民地取而代之为最主要的原料产地，进而全面控制全球经济。质言之，废奴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因此英国帝国主义必然给美国和西半球的奴隶制带来威胁。这一理念虽然带有明显的阴谋论色彩，但是在南部地区颇为流行。
为了应对 “帝国废奴主义”的威胁，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构建一套以奴隶制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它包括两个战略目标：捍卫西半球的奴隶制，促使英国承认其在战略上的失误。其核心原则是，美国应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积极行动，以增强其在国内的军事和战略能力，并努力捍卫大西洋世界的蓄奴国的利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牢固地控制了联邦政府中负责军事政策和对外关系的部门，极力实施这一奴隶制外交政策。
美国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1790-1862）（来源：historybyzim.com）
改革和扩展海军是实施这一外交政策的基础。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部分奴隶主精英一再宣称，整个大西洋世界在战略和意识形态层面分成两个相对的权力集团 —蓄奴的美国和废奴的英国，二者之间迟早会发生冲突；美国的海军在军舰数量、军事技术、组织水平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因此必须立即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海军，以制衡英国，积极保护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制。一八四一年，约翰·泰勒（John Tyler）就任总统，他与埃布尔·厄普舍（Abel P.Upshur）和约翰·卡尔霍恩（JohnCalhoun）这两任国务卿一起，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积极的拥奴政府，将南部奴隶主精英的海军扩张计划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南部的奴隶主精英还以进攻性的姿态，积极利用外交政策来捍卫包括古巴、巴西和得克萨斯在内的整个西半球的奴隶制。一方面，以约翰·卡尔霍恩为首的一批奴隶主精英认为，大西洋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有关种族和强制劳工的国际冲突，美国、古巴、巴西这三个西半球最强大的奴隶制社会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处境，其中任何一个比英国所代表的自由派力量击溃，余者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这个十九世纪版本的冷战和“多米诺骨牌”理论是美国政府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南部的奴隶主精英对美国的权力极度自信，认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来构建一个“拥奴国家共同体”（acommunity of proslavery nations）,确保奴隶制在西半球的维系和发展。受此影响，美国政府将外交人员和军舰派往西半球所有“英国的废奴影响可能抵达之地”，以保护当地奴隶制的安全。巴西和古巴这两个西半球第二、第三大奴隶制社会，是南部奴隶主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还紧盯着加勒比海地区那些奴隶制已经部分或完全被废除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拥奴外交政策的最重大成就是兼并得克萨斯。在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看来，得克萨斯是西半球的一个蓄奴共和国，它正受到来自英国和墨西哥政府的废奴力量的夹攻；一旦那里的奴隶制被废除，废奴力量就会立即威胁到美国南部，乃至整个西半球 “奴隶制国家共同体 ”的安全；如果将得克萨斯并入联邦，不仅可以增强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也可以向西半球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证明，美国政府有足够的实力来保卫奴隶制。因此，南部的奴隶主精英暂时搁置内部的分歧，极力支持兼并得克萨斯。随后，他们又促使美国政府在一八四六年派军入侵墨西哥，夺取了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
1845年美国兼并得克萨斯（来源：wikipedia.org）
无比自信的“拥奴帝国主义”
听闻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的消息时，爱默生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预言：“美国吞并墨西哥，就像一个人吞掉了一剂会将自己毒死的砒霜。墨西哥将毒死我们。”历史似乎证实了这一悲观判断。获取墨西哥领土所导致的奴隶制扩展问题，引发了国内政治的极端分裂，最终导致第二政党体系在一八五四年彻底崩溃。随后，共和党这一将阻止奴隶制的扩张作为核心政纲的新党在北部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北部人口的快速扩张和反奴隶制的情绪持续增长，使奴隶主在全国政治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大选中获胜，意味着奴隶主的全国性政治权力跌至谷底。总之，对南部的奴隶主而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可谓是无比焦虑的“漫长的十年”。
但是，马修·卡普认为，上述观点其实是将南部奴隶主视为只关注国内政治的孤立分子，忽略了对他们的国际视野的考察。在国内政治中，南部奴隶主的确遭遇诸多困局，但是作为深度参与国际政治的群体，他们更习惯于从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南部奴隶主精英对奴隶制的自信达到了顶峰。他们坚信奴隶制不仅能够永世长存，而且将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新奥尔良的一位编辑预计，到一九一〇年，美国的黑奴人口将达一千零六十万。里士满的一家报纸撰文探讨“一九五〇年奴隶制问题的状况”，并预计在下个世纪，美国的奴隶人口将达到一亿。
南部奴隶主精英的自信主要源自奴隶制强大的经济活力。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奴隶制并未被工业资本主义所取代，而是利用新的技术，为西欧和美国北部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工厂生产了空前数量的消费品。英国议会在一八四六年废除《谷物法》，推动了自由贸易原则在大西洋世界的兴起，更加有助于奴隶生产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美国的棉花、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啡，占据了全球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这无疑会让南部的奴隶主精英坚信奴隶制具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价值和实力。而且，他们认为，导致这一切的不是棉花、糖和咖啡这些产品，而是奴隶制本身，因为与自由劳动相比，强制劳动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个 “铁一般的事实 ”，表明奴隶制作为一种高效的经济制度，必将持续存在。
1845年印有呼吁废除《谷物法》诗歌的宣传单，该文件现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来源：digital.nls.uk）
南部奴隶主精英的信心还来自他们对奴隶主与现代世界之关系的重新阐释。传统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与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因此奴隶主一方面利用《圣经》、家长制、道德等话语来缓解奴隶制的“反现代性 ”，一方面又采取种种措施极力对抗现代化。马修·卡普则认为，这种解释其实是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后见之明，学者们应该像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所说，停止“关于现代、反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争论，去“聆听历史世界的声音”。
在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看来，奴隶制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加适应现代文明。这在根本上源自他们对奴隶制经济效率的自信。一八五一年，反奴隶制政治家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曾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奴隶制是一种道德错误，因为它违反了上帝所创造的更高法（higher law）。南部的奴隶主回应道，在上帝的更高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即“用便宜、次等和强制性劳动”生产出更多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在废除奴隶制后，前奴隶纷纷经营小块土地，导致蔗糖产量锐减。为此，欧洲列强从亚洲运来了“苦力”，从非洲运来了学徒。虽然这种新型的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在原则和实践层面有诸多不同，但在南部的奴隶主看来，这实际上承认，在热带地区发展农业必须要实行强制劳动。而且，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在亚洲和非洲实施的经济统治，虽然冠以自由之名，事实上也是一种与奴隶制类似的强制劳动。
十九世纪中叶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席卷全球之时，这一时代潮流也是南部奴隶主精英对奴隶主满怀信心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强迫劳动和种族等级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最强大的两个武器，也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而这两个东西都源自黑人奴隶制，这意味着奴隶制与帝国主义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上是高度契合的。而美国的南部则是帝国主义的典范，因为欧洲帝国主义在征服其他种族之时，往往伴随着大屠杀，而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则成功地避免了这一惨剧。而且，全球经济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已然证明人类要想快速发展，就必须要基于种族对广袤的世界进行划分，并以强制手段迫使低等种族劳作。
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1812-1883）（来源：en.wikipedia.org）
与此同时，南部奴隶主精英还从新兴的科学中找到了信心。在他们看来，由医学、人类学等学者所引导的科学种族主义在大西洋世界的兴起，表明世界的主流思想正准备放弃启蒙运动的幼稚的平等理念。后来的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一八五九年的一次演讲中，将科学种族主义与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并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此外，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们还在生物学、地理学和气象学等科学中找到了奴隶制必将永存的证据。
总之，南部的奴隶主精英认为：“在现代文明的客车上，奴隶制既是主要驾驶员，又是必不可少的乘客；奴隶制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是一股不可抵挡的国际化力量。”正是这种强大的自信，使南部奴隶主精英提出了拥奴帝国主义的理念。他们宣称，美国南部已经拥有一个重塑这个星球的机会，那就是成为全球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全世界如何将种族层级与经济组织完美地融合起来。
拥有国际视野的国家主义者
为了将拥奴帝国主义付诸实践，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牢牢控制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权。从一八四七至一八六一年中，来自未来的南部邦联州的奴隶主一直担任陆军部长，对海军部长一职的把控也长达九年。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陆军和海军事务委员会中，南部人士的比例均超过70%。在内战前的十多年中，未来的南部邦联各州的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30%，但是在对军事和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联邦职位中，它们的代表数量超过四分之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南部奴隶主精英的推动下，陆军和海军的军费开支急速上涨，海军士兵和新型军舰的数量都大幅增长。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庞大的南部帝国”——一个在疆域上横跨大陆，在影响方面遍及西半球，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利坚帝国。这其实颠覆了南部是小政府和州权主义拥奴者的传统解释。从马修·卡普的论述来看，在内战前三十年中，南部奴隶主精英一直试图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来捍卫奴隶制。在很多重要的对外关系问题上，那些所谓的州权主义者们会突然转向拥护联邦权力，以确保奴隶制的维系和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捍卫奴隶制，是内战前南部政治的基石。埃里克·方纳等学者对内战前美国国内政治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很多时候，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的确强调联邦政府的权力的有限性。但是，一旦奴隶制与州权产生冲突，他们就会立即诉诸联邦权力来保护奴隶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八五〇年联邦逃奴法。事实上，内战前最有影响力的南部奴隶主精英，从安德鲁·杰克逊到杰斐逊·戴维斯，都是国家主义者，而非分裂分子。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多年前就曾指出，约翰·卡尔霍恩并不希望南部人脱离联邦，而是期待他们控制整个国家。
1851年美国鼓励公民协助抓捕在逃奴隶的宣传单（来源：en.wikipedia.org）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大选中取胜会给南部蓄奴州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因为共和党这个旨在“消灭奴隶制”的政党获得权力，不仅意味着南部奴隶主精英失去了对联邦政府的控制权，更意味着他们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建立的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反而有可能成为消灭奴隶制的武器。因此，南部奴隶主精英决定脱离联邦。这一解释与著名宪政史家唐·费伦巴赫的观点也颇为类似。但是，马修·卡普指出，从国内层面来看，南部退出联邦确实是一种防御性措施，但是从国际层面来看，南部的这一选择却是一种主动性的赌博，其最大的赌注就是奴隶制。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间，主动脱离联邦的奴隶主精英们对奴隶制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南部邦联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继续生存，并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一八六一年三月，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发表了著名的“基石演讲”，宣称南部邦联的基石是奴隶制和白人种族至上。这一南部邦联“立国原则”的意识形态基石则是对奴隶制的国际化解释。“种族等级和强制劳动将被全体的文明和启蒙世界所接受。”
马修·卡普的这一发现，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修正主义学派对内战起源的诸多解释，比如捍卫南部的州权、抵御北部工业资本对弱小的南部的侵犯、无能政客的角色失误等等，均是站不住脚的。南部奴隶主精英之所以选择退出联邦，根本上是为了确保奴隶制的安全，而物质主义和权力至上的世界观，则赋予了他们走出这一步的信心。
《庞大的南部帝国：奴隶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来源：nyjournalofbooks.com）
虽然短短几年之后，南部奴隶主精英的梦想就破灭了。但是，马修·卡普提醒我们，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影响并未随之消散。一八九〇年，二十二岁的杜波依斯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敏锐地指出，南部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不仅是老南部的代表，也是同时期整个西方文明的代表性产物，他的核心观念——种族等级制度、强制性劳动、帝国性的国家权力，将成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性趋势。这一论断最终被历史所证实。而且，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小圈子的统治阶层仍与南部奴隶主精英有着类似的面相：在全国拥有巨大的权力，与国际事务之间有复杂的联系，对自己的体制充满自信，认为财富和权力不可战胜。
（Matthew Karp, This Vast Southern Empire: Slaveholders at the Helm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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